民進黨北二都的黨內初選，引起了外界「五府千歲」之譏，也暴露了綠營內部世代交替的困境。游錫堃在新北市民調輕易擊敗莊碩漢贏得初選，固不足奇；而呂秀蓮近日在台北市猛烈砲轟對手：「年輕人對民主有何貢獻？」則可看出綠營的世代困境有著更深的結構根源。
放眼民進黨中央和各大派系，主要仍是美麗島世代及律師世代在當家，這意味，以台灣廿幾年的時空變化之深鉅，在民進黨內，歷史感卻是凝固了。所謂凝固，有兩個意涵：一，從內部的人事更替看，創黨元老的活躍不退，阻滯了中生代及新生代的進路與崛起；二，從意識形態面看，大老僵固的制衡論、過時的兩岸觀、和陳舊的國際視野，皆已無法應付今天的台灣形勢，而民進黨卻不自覺，亦不知如何調整。前者，影響了民進黨的進化；後者，則拖累了台灣的進步。
民進黨這種時空凝滯的現象，表現在內部交班上，較之已歷經李登輝、連戰、馬英九三代更替的百年老店國民黨，猶顯老態龍鍾。若與對岸相比，連集權統治的中國共產黨都已發展出十年換屆的穩健交棒制度，近廿年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的順利傳承，對照之下，曾經年輕氣盛的民進黨如今卻演出老少爭鋒的景象，令人唏噓。
若從問政路線看，民進黨歷史感的凝滯，更造成了它和社會及時勢的脫節。民進黨最初的反對路線，是針對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及一黨獨大而發；在那樣的情境下，它的許多杯葛策略都比較容易被賦與理想性質和進步色彩。但隨著兩度政黨輪替的推演，揭掉「妖魔化」外衣的國民黨，露出了「平庸化」政黨的內裡；然而，民進黨卻仍緊抱其「妖魔化」對手的戰術；問題是，在必須倚賴專業解決的財經、環保、安全等議題上，它自己卻拿不出有瞻矚的專業見解，常顯得理念虛空。更常見的，則是民進黨立場的搖擺反覆，執政時說一套，在野時說另一套，自我矛盾。
這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民進黨執政時對核四忽停忽建，在野時卻又為杯葛而主張全面廢核；執政時悄悄開放美牛，在野時又全面杯葛；執政時對津貼及福利政策大開善門，在野時卻痛批此舉會使財政更加惡化。
更突出的例子，則表現在它的兩岸政策的僵固與被動上。廿年間，中國大陸在開放政策下從一個鐵幕國家變成了世界工廠，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靠著鼓吹台獨起家的民進黨，卻始終不知如何應對這樣的形勢變化。它只能一方面不斷攻擊國民黨的兩岸政策，以掩飾自己「鎖國愛台」主張的技窮；一方面力主限制台商、限制兩岸往來，以保護自己台獨「神主牌」於不墜。從反ＥＣＦＡ到反兩岸服貿協議，民進黨的思維仍然是廿多前那套一成不變的反中訴求；這廿年，全世界都變平了，只有民進黨的海峽變得更深。台灣這些年變得更孤立、更封閉，民進黨要負很大的責任。
呂秀蓮那句「年輕人對民主有什麼貢獻」，暴露的不只是她個人的驕傲，也反映了一個政黨留戀昔日榮景、不願與時俱進的心情。呂秀蓮打過的美好戰役，早已結束；未來世代要面對的挑戰，必須交給新世代來承擔。否則，一直停留在廿多年前的意識形態及敵友想像上，台灣如何轉型？如何進步？
民進黨歷史感的停滯及世代交替的困境，其實不只是綠營內部的問題，也牽動著整個台灣的政經和社會發展。不可否認，民進黨曾經是推動台灣進步的重要力量，也曾經出現過新人輩出的榮景；然而，這股力量近年卻不斷消退，以致惡化成今天的景象。其間最重要的關鍵，是綠色執政的失敗沒有獲得徹底檢討，陳水扁的貪瀆失德未曾在黨內有過深刻反省。
更一針見血地說，民進黨當年之所以從「黨外」崛起，進而壯大，是因為它不斷試圖追求「社會正義」；而如今，民進黨用盡手段追求的，不過是要滿足自己「執政的欲望」。很顯然，它追求執政的欲望已膨脹到失去對時代與社會的回應能力，而它的追求手段又投機到看不出原則與理想，難再召喚群眾追隨。就這個意義而言，「五府千歲」不只是褪色的神話，而是困住的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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