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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峯正（民間司改會執行長，律師）
 
九月政爭引起的關說、監聽疑雲，隨著馬王之間的表面停戰，新聞熱潮逐漸消退，沒有人因此負起責任，制度面的檢討也漸漸乏人問津。立法院看似出現幾個《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修法版本，但若不加大分貝呼喊改革，成事的機會不大，兩個月來的紛擾，就注定化為一場泡影。
 
以執行司法監聽（國安監聽不在本文討論範圍）為例，根據台、美、日三國官方公布的數據來作比較，過去5年以來，如果有1個台灣人被檢警監聽，就相當於每50個美國人，或每2000個日本人才有1人被監聽。

大家一定很納悶，何以致此？

關鍵在於美、日執行監聽的做法，與我們有徹頭徹尾的不同。
 
他們不能在掛線之後將通訊內容不分青紅皂白從頭錄到尾，只能選擇與偵辦個案相關的內容側錄，這個要求是為了不傷害無辜人的隱私。在日本，嚴格要求監聽時必須要有第三人在場，也是為了保護無關者的通訊內容不被任意側錄。

最重要的是，他們都要持法官簽發的監聽票，到電信業者的機房現場掛線，不像我國調查局和刑事警察局，各自設有專屬的「通訊監察中心」，在自己控制的密室中，進行在全球法治國家中，獨有的「全都錄」式監聽。

如此一來，不僅人員成本極低，只要讓機器錄音，可以毫無限制的監控全民，且工作現場是在自己控制的機房中，監督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方便至此，辦案人員浮濫聲請監聽是必然的結果。

要命的是，這個獨步全球的「監聽機房」是白紙黑字寫在《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所有的電信業者「依法」必須設置專線到上述兩個「通訊監察中心」，任令辦案人員擷取所有人的通話、簡訊、電子郵件，以及運用3G網路傳送的通訊內容。這樣的事實告訴我們，《憲法》保障的祕密通訊自由，早已蕩然無存。
 
十多年前，基於保障人權的理由，原本檢察官掌有的搜索權，轉為法官才有最後的決定權。當時，固然大多數學者都支持這樣的改變，但站在反對一方的部分檢察官和警察，紛紛發言反對，認為如此一來，辦案失去制敵機先的利器，對犯罪偵查將發生不可回復的傷害。

多年以後，當初的反彈聲浪銷聲匿跡，辦案人員早已習慣必須經過法官的同意才可以發動搜索，事實證明治安並未因此惡化，人權保障卻更加落實。

搜索的改革如此，羈押被告應得到法官同意的改革，亦復如是。檢警偵訊被告應全程錄音錄影，以防止刑求的改革過程也走過同樣的歷程。

改革方法不難，就是廢除違憲的「通訊監察中心」，回到法治國家的正軌，拿掉任意監聽的辦案奶嘴。不適應、不方便，是必然的。與此同時，憲法所保障的祕密通訊自由得以確保，卻很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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