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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油品違規風暴，再度挑起台灣食品安全的敏感神經，由於相關業者和政府倚重的學者間長期關係密切，很可能是典型的「利益衝突」爭議，也引來輿論關切。如果這些爭議還有些正面意義的話，就是應該督促政府反省到底是哪些制度創造了當前的產官學合作架構，讓少數人以專業之名造成掠奪現象並影響公共利益。
 
  食品安全領域的產學合作和政商關係，不是這類爭議的特例。舉凡人民食衣住行生老病死所涉及的各個環節，都有利益衝突陰影，無論是食品安全、公共衛生、生醫產業、環評、核能、公共工程和營建、通訊傳播、兩岸國際經貿事務、法律爭議仲裁等領域，無一倖免，早是學界公開秘密。政府若無心解決此一產官學合力創造出來的公共治理爭議，徹底瓦解人民的體制信心，屆時誰也難保不會陷入無窮無盡的抗爭亂局。
 
  政府部門面對現代既多且雜的管制事務時，必須利用各種管道充分蒐集資訊並進行研究和判斷。然而，基於維護人民生命健康財產等權益的基本職能，政府仍須負起最終管制責任，不應透過各種花巧的政府組織設計，規避基本責任。為了達成法定管制目的而進行科學研究和管制標準的制訂施行，政府本應善用自己的專業資源並確保其公平公正、透明可得和有效執行，即使對外徵求學者專家的專業意見，也僅限於諮詢性質，不能當做推卸政府法律責任和政治責任的巧門。
 
  縱然因政府專業資源有限而須借重學者專家從事研究，也應建立和落實利益衝突的透明檢驗方法與迴避機制。否則，黨政關係良好的學者專家收受來自公私部門的豐厚報酬，並成為政商溝通橋樑，退職退休官員成為帶路門神的弊病，永遠無從根除。長此以往，不是球員兼裁判而已，而是放任產官學合力捏造公共生活的基本資訊或事實，戴上各種專業面具對人民長期洗腦，轉身從公共資源中攫取大量私人利益的禿鷹，卻從不自我揭露也不允許他人揭露真相，誤導人民盲從知識權威。
 
  那麼，憑什麼要求人民相信大學和研究機構生產知識的誠實無欺和中立獨立？憑什麼奢求人民相信公共治理機制仍屬可信的權威，相信政府推行的政策措施無可批評？
 
  各國產業發展和管制經驗告訴我們，學者專家參與公共治理和管制過程，在複雜的民主體制下必然利弊相隨。當官員口出「還有更多人躲在其他事情後面為非作歹」時，人民有權利知道究竟官員所指為何？官員也有義務揭露這些為非作歹的人與事，否則難脫共犯之嫌。
 
  當官員慨嘆他國飛快前進但台灣卻原地踏步時，何以絕口不提其間差異很可能是歐美國家在政府新興政策或建設推展之前，已制訂了諸多有效可行的配套制度和遊戲規則，而不是單向大吹鬆綁法規，視公共利益為無物？即使是向來以產學合作聞名的哈佛和MIT等名校，要求教研人員公開揭露利益衝突事項，也早是規範常態。試問，果真舉世毫無典範可循嗎？真正的答案恐怕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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